“名字我已经想好了，这个协会就叫‘华安协会’，这是一个以天津青帮为主的协会，也是一个‘以华治华’为目的的协会。”
菊田终于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帮派文化一直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中国的江湖社团就屡屡在历史上呼风唤雨，比如说早起的白莲教、天地会、义和团等，后来的青帮、洪门等。
在中国近代史上，这些很有影响力的帮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政治格局及国家走向。
觊觎中国已久的日本政府及其谍报人员早就留意到了这一点，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887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一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在《清国征讨方略》中就提出：
“广东有三合会，中央以南有哥老会、贩卖私盐团伙。此两党有数万之众，实清延之所惧……”
“日本若在侵华战争中直接攻击明朝故都南京，此党将蜂起于各地，抗拒清廷。至此，小党相率云起，清廷必出现土崩瓦解之势。”
……
1896年，日本军人荒尾精在汉口设立乐善堂特务机关，执行军部下达的刺探军事情报的任务，就同时要求其外勤人员将触角伸进哥老会、九龙会等秘密社团中去，与“豪杰”、“侠客”结交，调查其思想组织及实力等状况。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加强了对中国帮会的调查和研究。
战后日本外务省又拨出一大笔秘密经费委托犬养毅（后任日本首相）深入调查哥老会等中国帮会，犬养毅又转派平山周等人赴中国南方执行。
在兴中会的帮助下，平山周得以结交湖南、湖北、浙江等地的哥老会首领，写出了《中国秘密社会史》，并在1911年11月作为《日本及日本人》志《附录》出版，次年中国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它的汉译本。
1910年，受日本外务省派遣来华调查东南一带秘密帮会的山口也提出了长达500页的调查报告，题为《清国形势与秘密结社》，其中有些内容是平山周不曾收集到的。
上述调查资料，对日本人了解民国帮会的习性、特点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他们继续调查的新起点。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夜，末光高义于8 月间在旅顺写成了《支那的秘密结社与慈善结社》，该书于次年5月由满洲评论社正式出版，其中第一编秘密结社详细介绍了青帮、红帮等帮会组织的起源、规约、入会手续、组织体系。
几乎与此同时，富永启堂将青帮手册《通漕》译成日文，于1932年在大阪公开发行。
……
很早就进入中国的菊田，对于以上书籍和文章早已有深入的研究，并且非常认可其中的很多观点。
在他看来，日本要想占领中国并不至于遭到太过于剧烈的抵抗，就得打出“以华治华”的招牌，扶植和培养以中国人为主的傀儡政府。
这一点，东三省的满洲政府就已充分证明。
也正因为在东三省尝到了甜头，日本又盯上了华北，准备在华北再唱一出“以华治华”的好戏。
华北跟东北是有所不同的。
菊田发现，在天津这个地方，帮派势力上可通天，下可入地，影响力无比巨大。
在早期，天津土产的黑社会“天津混混”在中国北方就名噪一时，甚至在整个中国，也是响当当的一个字号。
可以说，在其最鼎盛之期，并不输给青帮、洪门，白莲教这些驰名的社团组织。
只不过到了20世纪初，天津混混遭到了袁世凯所创的中国警察的重创，其行为大大收敛，锋芒不再，天津社会也出现了短暂的社团力量真空时间，唯有脚行还在维持着各个码头的力量平衡。
到了北洋军阀时代，随着奉系军阀褚玉璞入主天津，其干爹兼军警督察处处长白云生跟着到天津“跑海(开辟地盘)”，大力发展青帮帮众，青帮开始逐渐成为津门一霸。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白云生在天津发展大批徒子徒孙，最底层的喽啰就是原先的天津混混。
借着褚玉璞的风头，天津青帮又开始在天津辉煌，慢慢地，青帮的帮众已遍布天津的各行各业，也控制了天津的各行各业。
比如说，控制华北烟土行的徐文德是白云生的弟子，控制天津赌行的袁卫东也是白云生的弟子，天津的脚行也是有青帮帮众控制……
除此之外，各行各业都有青帮帮众的影子。
天津青帮花开两枝，一枝便是警察与社会闲杂，一般在华界活动；一枝是名流与知识分子，在租界活动。
这其中，就包括很多具有一定身份和高级知识分子，比如说编辑、记者、教师、医生、政府官员、政界遗老等，很多有名望的人，都具有青帮身份。
可以说，在现在的天津甚至是整个华北，青帮又到了上可通天、下可入地的程度。
因此，日本想在华北实施“华人治华”，青帮这一块的力量和影响力是不可忽略的。
也正因为如此，菊田到了天津之后，就一直在琢磨，如何利用青帮的力量和影响力来推动华北五省自治计划。
这想法很简单，可真正实施起来却很有难度。
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为是不同国家和民族，日本人想直接控制青帮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培养和扶植亲日势力来慢慢渗透。
为此，菊田智江准备了很久，也一直在物色合适的棋子，但直到杨啸出现，一系列的进展才让他看到推动“华安协会”这一计划的希望。
现在，他要将这一计划付诸现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