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武四年的春天，整个天下都很平静。
中原的赵匡胤依旧卧薪尝胆，不对，是精心准备谋划，对于诸藩镇，不断的进行削权。
首先，大宋朝廷调发近畿甸丁夫数万人，修筑畿内河堤，保证春耕以及漕粮的供给。
其后，赵匡胤以文臣知州事，惩五代藩镇强盛之弊。
当时，中原五代更替，异姓王，以及带相印者不下数十人，这些人都存在，对于赵匡胤而言，只是继位时稳定统治的权谋之策，随着这几年来位置安稳，他心有不甘，生怕人家学他。
于是，他用赵普计谋，渐削其权，或因其卒，或因迁徙、致仕，或遥领他职，皆以文臣代之。
从此，改变了武人治民的局面，过度到了文人治民，对于民生而言，是一项极大的宽厚。
虽然文人也有贪腐，但武人更过分。
武人经常会劫掠百姓，收税也没有定期，想收就收，兴致来了，还会进行一场屠杀，冒良为功，随心所欲，百姓深受其害。
南方各国其实早就过度到了文人治民的局面，但中原却还是老样子，除了开封府周边的十几个州县，赵匡胤实在看不下去了，这才开始改革。
除此之外，赵匡胤还实施了三项措施改善民生。
首先，下诏勿追索县吏会州。
在五代时，各县收税毕，州会令县吏会集于州。
因此，县吏必贪腐更多的赋税，用来贿赂州吏，这样一来，百姓就会面临更多的额外的赋税，从而破家荡产，民甚苦之。
赵匡胤不允许集县吏于州，也算是治病不治本吧！
其二，朝廷下令，各州县复置义仓，官所收二税，每石另输一斗蓄于义仓，以备凶荒。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是朝廷的正常举动，但又不正常，这是五代几十年来，朝廷第一次为民着重，开始行使朝廷的责任，也算是一场好事。
其三，始置诸州通判。
在各州，设置通判一职，辅佐主官掌军民之政，地位略低于主官，行监察之职。
大州有的设置两名，更关键的是，赵匡胤又令节镇所领的州县，也要设立通判，让州县的官吏能够向朝廷上书奏事，名义上归属于朝廷，不属藩镇，于是节度使之权益轻。
李嘉也在各州设置了通判。
得益于南方各国文人掌权的局面，地方权轻而中央重，所以通判一职并没有监察地方的权力，而是分地方司法之权。
这般说吧，大唐的通判，其实就是把审理案件的权力，从地方主官手中剥离出来，专门进行审理案件的。
这叫事业又专攻。
一个文官或许可以很好的治理百姓，但却不是个好法官，而理论上来说，司法的公正，其实更贴近百姓，也更为重要。
通判专职于审判司法，转运使司负责收税，巡检负责治安，县令负责行政，某种意义上来说，地方是四权分立的局面。
这对于朝廷来说，是再好不过的局面，各人责任分明，推诿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