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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每100章，会有一次人物科普章节，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分析书中出现的热点争议人物，大家可以酌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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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起点中文网《大汉第一太子》第0010章节：人物解读——周吕令武侯：吕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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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篇部分，有相当一部分读者对‘吕泽’这个人物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有的同学说，吕泽在历史上非常牛逼，只是由于吕后驾崩后的诸吕之乱，而被史家上了春秋笔法；
也有的同学说，吕泽就是个凭着外戚身份，被刘邦提拔起来的小舅子，根本没有多牛逼，不然为什么百官公卿表、开国功臣表都看不到吕泽，《史记》《汉书》也没有他的身影呢？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汉书》中的绝大多数内容，都是以《史记》作为参考。
而在研究《史记》，弄清楚吕泽的能力，以及在汉室开国前后的贡献、地位之前，我们首先需要达成一致的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并非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中立史官。
这一论点，我有以下几处佐证。
其一：太史公笔下，冯唐易老，李广难封。
在司马迁看来，冯唐、李广二人似乎是怀才不遇，没能得到自己应得的待遇，没能达到自己应该达到的高度，而且是被汉室的体制所压制。
但在司马迁自己所写的《史记》当中，我们就不难发现，冯唐、李广二人并非怀才不遇，而是自作自受。
在《史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汉文帝刘恒的马车行走在道路上，遇到了冯唐；二人聊了几句，刘恒就感叹道：如果我有廉颇、李牧这样的将领抵挡匈奴人，该有多好啊？
听闻闻言，冯唐却丝毫不留面子的说：就算廉颇、李牧在世，也根本不会为陛下所用！
一听这话，刘恒便气呼呼的回了皇宫，越想越觉得憋屈，就又把冯唐叫入宫中，说道：如果我有什么错，先生可以私下指出来，为什么要当着大庭广众羞辱我呢？
冯唐的回答是：鄙人不知忌讳。
或许在司马迁看来，这是冯唐率真、刚直的体现，但我们稍一想，就会发现并非如此。
我试着把冯唐和文帝刘恒之间的对话，用现代人的方式重现为下面这段场景。
某官员出行，遇到一位老者，就丝毫不摆谱儿的跟老者聊天下大事，最后感叹了一句：如果有人才帮助建设国家，那该有多好啊？结果老者说：就算有人才，也不会给你效力。
官员很生气，却没发作，之后私下找到老者，说：如果我的工作做的不好，老人家可以给我提意见，为什么要在大庭广众下破坏官府的威严呢？老者说：我这人就这样，说话直。
试问什么样的掌权者，会重用这样一个情商为o的老人？
更何况是在封建君王时期，一个自认为业务水平相当不错的皇帝呢？
冯唐要是放在现代，怕是连村级别的单位都冒不出头。
所以，太史公笔下的冯唐易老，并非是文帝刘恒、景帝刘启让他老，而是他自己绝了自己的仕途；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老人家，路走窄了呀……
回过头，看李广难封。
冯唐易老，好歹是情商问题，冯唐本身的业务水平未必有什么硬伤，但李广就是纯纯的政治巨婴。
同样是在《史记》中，景帝登基后的吴楚七国之乱，李广以中央将领的身份驰援梁国，却在平叛过程中接了梁王刘武的将军印。
简单分析一下吴楚之乱，我们就不难发现：景帝一朝的吴楚七国之乱，与其说是地方对抗中央，倒不如说是文帝刘恒旁支入继为嫡的后遗症。
原本皇位应该属于惠帝刘盈一脉，结果在吕后驾崩时，陈平、周勃等大臣内外勾结，血洗吕氏外戚，迎代王刘恒旁支入继。
此举非但使得齐哀王刘襄一脉怀恨在心，更是让其他的刘氏旁支心生邪念：刘恒可以旁支入继，我为什么不可以？
而在这样一场具备‘夺嫡’性质的内部斗争当中，梁王刘武的地位也十分微妙。
作为景帝刘启的同母胞弟，梁王刘武得到了长安中央的大力支持，原因是景帝刘启足够信任刘武，且梁国地处函谷关外，为关中东门户外的最后一道防线。
但在得到如此信任的情况下，梁王刘武却萌生出了不应该有的邪念，一度凭借梁国的重要战略地位，和母亲窦漪房一起要挟景帝刘启，将自己立为储君。
这样一个对景帝刘启皇位产生威胁的人，无论对于景帝刘启，还是长安中央而言，都是暂时不能得罪，且又早晚都要收拾的人。这种情况下，李广接下梁王刘武的将军印，几乎不亚于政治叛逃。
这也就不难解释‘李广难封’的真正原因了：李广武力值接近满格，但政治觉悟几近于零，难堪大用。
在汉室‘为国栋梁’的彻侯敕封标准下，李广终生未得封，其实是必然；我也愿意相信：在当时那个时代，除了司马迁，不会有人认为‘李广难封’有多么令人唏嘘，多么令人难以理解。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这是我怀疑司马迁著史中立度的第一个佐证。
第二点：桃李不言，下自成溪。
众所周知，司马迁本人对项羽、李广、李陵这样的悲情英雄怀有主观崇拜，这个主观态度也体现在《史记》当中，司马迁对这些悲情人物的刻画。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司马迁是史官、是太史公的前提是：司马迁是一名汉官。
作为一名汉室官员，哪怕处在史官这样一个超然的位置上，司马迁也是需要讲究政治正确的，但从《史记》当中，我们却丝毫不见这样的态度。
对于曾有‘军事叛逃’污点的李广，司马迁的评价是：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
这个评价，在不知情的人看来，或许李广真的是出色的将领，是一个民族英雄式的悲情人物，但若是结合李广‘私接梁王将军印’的政治污点，无疑是带有极其浓厚的主观色彩的。
对司马迁借此评价，来歪曲后世人对李广的解读，我怀有一定程度的鄙夷。
还有便是司马迁对李陵的评价：
“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成，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一句‘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和‘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与历史中判汉降胡的李陵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颇具讽刺意味，也足以看出司马迁意图遮掩李陵判汉，洗白李陵污点，歪曲后世人感官的意图。
第三点：身处时代。
众所周知，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历史人物，大约出生于公元前140年左右，对于李广、李陵等人物，司马迁或许还能勉强谈得上‘亲身经历’‘亲眼见证’，但对于发生在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80年之间的诸吕，司马迁的信息获知渠道，应当是只有‘道听途说’这个来源的。
至于通过皇室档案、帝王起居录获知真相这个渠道，也可以排除。因为和现代人印象中的‘史学世家’不同，司马迁的家族绝算不上什么历史渊源的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