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确立了一整套为皇权服务的官僚体制，使皇帝总揽国家一切大权；在地方，废除了所有的分封诸侯国，设立郡县，将全国统一划分为三十六個郡县，皇帝直接掌握地方行政官的任免权。
李斯，战国末年楚国人。
早年为郡小吏，后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入秦。
初被吕不韦任以为郎，后劝说秦王政灭诸侯、成帝业，被任为长史。
秦王采纳其计谋，遣谋士持金玉游说关东六国，离间各国君臣，又任其为客卿。
秦王政十年下令驱逐六国客卿。
李斯上《谏逐客书》阻止，为秦王政所采纳，不久官为廷尉。
在秦王政统一六国的事业中起了较大作用。
秦统一天下后，与王绾、冯劫议定尊秦王政为皇帝，并制定有关的礼仪制度。被任为丞相。
他建议拆除郡县城墙，销毁民间的兵器，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反对分封制，坚持郡县制；又主张焚烧民间收藏的《诗》、《书》、百家语，禁止私学，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
还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秦始皇死后，他与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始皇长子扶苏自杀，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后为赵高所忌，于秦二世二年被腰斩于咸阳闹市，并夷三族。
可以说，法家在诸子百家中，甚至是在华夏历史中，都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同墨家的兼爱非攻这种道路一样，法家也有法家的道路！
【制定法律】——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的作用是约束百姓的行为。而君王拥有权势可以惩罚违法之人，可以奖赏顺服王法的人。
通过赏罚来督促百姓的理论依据是人性趋利避害。
同时韩非子还补充道：“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
圣人治国的方法，不是依靠人人为善，而是使人人不作恶。
一国之内为善的人不计其数；使少数作恶的人不作恶，国家便能太平。
君王治国，是依靠众人的力量并使去除恶。
所以，治理一个国家不要老是着眼于提倡好的道德，而应致力于建立那管理少数作恶者的条文。
据此推论，君王只需掌握法律，以法治民，社会就会天下太平，而只以宣扬好的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是徒劳的。
【循名而责实】——
这是法家对“正名”的解释。君王需要有一套驾驭臣子的权术。而担任一定职务的官吏有责任去完成其职务所要求的各项工作。
君王的职责是把某项名义的职务授给某人，这项职务所要求的工作已经在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君王只关心某个官吏是否恪尽职守，至于怎样完成工作要求，是臣子本身的事，不需要君王指导。
君王要做的只是：完成任务有赏，完不成任务受罚。关键是君王如何选择合适人去担任某项职务。
“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这样，能者居上位，无能者淘汰。
【好利恶害】——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
管仲曾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
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因而，法家将“好利恶害”得人性与国家富强结合起来，用赏赐、刑罚诱使、驱使人们“耕”、“战”、“告奸”，凡是生产粮食多的、杀敌有功的、揭发违法犯罪的，都可以得到官爵、田宅，任何人，不论出身如何，只要努力按照国家的法令去做，就可以得到富贵荣华，而国家也就富强起来了。
【治道不法古】——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
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
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
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势术法结合】——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
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战国初期，封建制在各诸侯国相继建立，应经济、政治、思想领域全面变革奴隶制的需要，产生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学派。
这一学派的思想家在理论上各有特色，在方策上亦各有别，但都主张以“法”治国。
讲学于稷下学宫的齐国法家，继承发展了管仲的思想，汲取了黄老之学，主张法礼并重，先德后刑，因道生法，形成了一套较为温和的法治理论。
《管子》中的法家著作和帛书《经法》、《十六经》、《称》、《道原》等是他们的代表作。
而秦晋两国的法家则主张严刑峻罚，反对礼义说教，专重于法、术、势，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力并天下。
他们是法家中激烈而彻底的一派，政绩显著。历史上通常把秦晋法家视为先秦法家学派的主要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