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安静得如一泊平湖,不代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安详淡定。
这一年的夏天,两件开始推倒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多米诺骨牌的大事生了,即波兰大选和“欧洲野餐计划”。
波兰是第一个生剧变的国家,八十年代初,电工瓦文萨组建了“团结工会”,这也是东欧国家第一个独立于体系外的工会组织,其建立本身就带有很强烈的政治目的。整个八十年代,波兰跟着苏联齐齐右转,寻求所谓的社会主义革新,对于瓦文萨等反对派势力并未采取什么有效措施,一味纵容。借着这个有利机会,瓦文萨组织团结工会动了多次全国性的、影响力巨大的罢工活动,并通过这类似的罢工活动向当权的统一工人党展现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柔弱的执政党没有针对这样的情况做任何的反思,或者说反思也都是失败性的。他们也错误认为,能够组织起大规模罢工行动的团结工会有着比较大的民意基础,而完成新的改革必须获得广泛的民意认同,所以纟统一工人党不仅不继续维持取缔团结工会的行动,也不加以限制,反而频频与之进行沟通对话。
先是拉科夫斯基时期要吸取建设性的反对派上台,要分三名部长的名额给团结工会,瓦文萨仍旧无意于此。紧接着,执政党再度退却,要与团结工会进行“建设性而平等”的圆桌会议,商讨如何进行改革。
可以说,团结工会的地位自然有自己努力的结果,但更多是脑筋不清楚的波兰当权者们一味退却,并且主动拉捧造出来的。很多波兰人一看,啊原来团结工会这么厉害,那么我们也支持一下吧,结果造成团结工会影响力越来越大
借着圆桌会议的机会,团结工会完成了近乎自己所有的政治诉求,先是团结工会政治地位的合法化,然后达成了将一院制变为两院制的代议体制,执政当局在众议院有6%勺名额,参议院全部自由普选。
在齐一鸣等中国同志看来,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所作所为简直不能够相信,齐一鸣也觉得,先是波兰执政党失去了对自己的自信。他们缺乏对红色事业的信仰和坚持,对于未来也是迷茫而无助,同样缺少对制度的自信,也缺少对于自己能够力挽狂澜将国家变得更好能力的自信。于是他们就习惯性地妥协、让步、继续妥协、继续让步,最终他们的软弱和无能栽培起了团结工会,和平演变之下的舆论也全部倒向了瓦文萨那一边。
六月份的全国大选之中,团结工会夺取众议院3%勺议席,参议院99%勺议席,到该年9月份,第一位非红色派系的民选总理诞生,由法学家塔德乌什o马佐维耶茨基担任。
八十年代初,以雅鲁泽尔斯基为的统一工人党曾经昏庸地使用“战时状态”来控制国内此起彼伏的反对之声,更把人民推向了反对派,当时苏联还没有由地图脑袋执政,对于“反革命分子”是深恶痛绝,给了雅鲁泽尔斯基十分大的压力。当时雅鲁泽尔斯基一面在国内喊着谅解,一面害怕自己随时可能被蒙着眼睛送去莫斯科,苏联的钢铁洪流会像布拉格之春一样开入华沙。
而进入戈氏的时代,不仅苏联自戕,还要带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自戕,所以对于苏联国内的“大和解”,戈尔巴乔夫是持认同和默认的。这也直接导致了,本来当惯了软骨头的雅鲁泽尔斯基和统一工人党不断退步,直接导致“党的领导”名存实亡。
波兰生的一切,齐一鸣和战略局早有预知,但是因为波兰这个国家并不在齐一鸣的大版图中,所以只能弃之不顾。波兰对于西方来说具有指标性的意义,不折腾垮他们,西方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而他们也不会容忍在苏联影响力消退之后由中国的力量去取代。再者说,大部分东欧国家因为中苏交恶,与中国的关系都不是很好,所以相互之间的交往有限,就算齐一鸣想要做点什么都十分困难。
对亚洲一些国家,齐一鸣怎么揉搓都信手拈来,因为中国在区域内确实有影响力,而对东欧国家,先是太远,再者人家就算经济困顿,其实绝对量上比还是比中国人过得好得多。
